星期一, 11月 29, 2021

誰來餵飽中國人


























Who will feed China? 誰來餵飽中國人?
第七卷第五號 1994年9/10月號。
作者:Lester R Brown   翻譯:蕭寶森。     審稿:林淸祥 
曾柏郎抄錄 2021-11-26 Friday 19:20 
 
人類對糧食需求日增,而地球某些基本自然資源有限,兩者勢必相互抵觸,但此現場不會發生窮困至少極的索馬利亞或海地,而將發生在經濟日益繁榮的中國大陸。 

 1994年4月,商業周刊Journal of commerce報導中國35個主要城市穀物價格今年頭兩個月就上漲41%。今年三月民眾競相搶購囤積的情況下,漲幅有增無減。為抑制狂飆榖價,中國政府自糧倉釋出2,500,000噸穀物,總算暫時平抑糧食市場波動。 

 繼今年春天發生這件事後,未來中國可能發生更大規模糧荒。究其原因乃三股潮流交互激盪結果。第一,中國人口目前以每年1400萬人的速度不斷增加。第二,中國人民所得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攀升。這意味著人口成長快,民眾肉類消費量增加的更快,目前中國人民對肉類需求量已開始增加。然而據估計,由於許多農地變更用途結果,中國的糧食生產力未來將不增反減。

同樣情況也曾發生在鄰近的日本,經濟繁榮導致日本民眾對穀物需求暴增,但由於本世紀中葉以來大量農業用地相繼變更為工業用地結果,日本人對進口穀物依賴日深,到1993年,進口穀物已占全國穀物消費量的77%。這些種種現象如今已同樣開始在中國大陸出現。不同的是,日本人口僅120,000,000,要向全球市場進口大部分所需糧食尚非難事,但中國人口之眾有1,200,000,000,若欲比照辦理,則其需求量很快就超過美國與其他主要糧食出口國所能供應的數量,從而導致全球各地糧食上升。 彷彿在一夕之間,中國逐漸失去糧食自給自主能力。

回想過去40年間,他們的成長令人印象深刻,尤其1978年的農業改革後更是如此。此變革將原本我握與生產大隊的土地交給個體戶。在這股新生活力之下,中國的穀物產量成長50%,由1977年的200,000,000噸驟增為1984年的300,000,000多噸,超乎美國之前,成為全球首要糧食生產國,而其國民平均每人每年生產量更從勉強糊口的200公斤增加到將近300公斤。 這個成長趨勢到1980年中期開始進入減緩,儘管如此,其成長速度仍足以有效袪除自古即有的飢荒夢魘。如今,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在於飢饉,在於未來市場對糧食需求與產能之間可能會有的差距,而此差距之大將為世所僅見。 

 此一可能出現糧食生產赤字使得世界領袖面臨一個極為棘手問題:誰來餵飽中國人?比起其他國家人口以百萬計的情形,中國這個世界上唯一人口以億計的國家,在糧食方面的未來將是未知數,以現今全球經濟相連的緊密,中國的情況勢必連帶影響世界其他國家。 飲食的改善 即使在人口不斷膨脹情況下,中國人民的收入仍以前所未見速度增加。1992年經濟成長率達13%,1993年亦復如是,再加上1994預計將有的10%成長,總計這三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擴張力高達40%,誠屬難得一見的現象。過去從未見任何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國民所得增加的如此快速。 所得增加後,低收入民眾手上有較多的錢,他們利用這筆錢所做的頭幾件事之一,就是購買較多種類的食物。過去中國人民飲食相當簡單,稻米等澱粉類食物占他們所攝取熱量70%以上。如今他們已開始食用較多的肉類、生奶、及蛋。去年紐約時報一位記者詢問中國的一個鄉下人,他們的生活水準是否已經改善,後者答道:「大致說來,我們的生活已經好過多了。我家裡現在一週有四、五餐可以吃到肉了。十年前我們可蒙甭想有肉吃。」 中國許多地區都屬於乾旱的沙漠地帶。由於沒有像美國大平原一樣可供放牧的遼闊地區,因此對畜產品需求的增加便表示對穀物需求的增加。

1978年中國開始實施經濟改革時,僅有7%穀物用做飼料,到1990年,此一數字已增為20%左右,大多數用來生成豬肉。如今,民眾對牛肉與家禽的需求也增加了,要生產更多肉類就必須有更多穀物來做飼料。每2公斤穀物可生產1公斤禽肉,每4公斤穀物可生產1公斤豬肉,每7公斤穀物可生產1公斤牛肉。中國大陸人民日益富裕後,勢必使用更多肉類、牛奶、與蛋。然而,如果穀物供應量無法趕上日益膨脹的胃口,則糧食價格必然大幅上漲。 明白此一問題,不妨以美國為對照。美國利用穀物生產肉類的工業已達前所未有的高峰。美國國民紅肉消費量高居全球第一。牛仔是美國人心目中神話人物,牛排與漢堡則是美國人典型食物。然而如今,中國人民光是豬肉的消耗量就幾乎只追美國。1990年,他們的豬肉消費量是每人21公斤,直逼美國的28公斤,其他請參考圖表一。若論牛肉、家禽與牛奶使用量,比起美國人仍微不足道。於是我們要問:如果中國人民除豬肉外,開始在這些畜產品急起直追,將發生何種情況? 

事實上,前述情況已經發生了,過去雞鴨類對中國人民一度是難得享用的奢侈品,目前他們在家禽方面每人平均消費量仍僅及美國人的十分之一。然而,他們對雞肉的需求卻迅速增加,諷刺的是此種改變是由於政府鼓勵養殖肉雞政策(因為肉雞的飼料換肉率較豬、牛均高)引起的。自1990年起,中國人民使用家禽數量便一直成兩位數字的成長。 在蛋類方面,目前呈現同樣情況。中國官方訂的目標是西元2013年是雞蛋消費量達每人每年平均200個的標準。此一數字是1990年消費量的兩倍,接近美國人民的平均消費量(每人235個)。問題是,屆時中國人口預計多達1,300,000,000,如此一來,他們每年使用雞蛋數量將達二千六百億個。如果中國的母雞平均每隻每天年下200個雞蛋(美國的母雞去年平均每隻下252個蛋)則便須要十億隻母雞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然而,要達此目標必須增加二千四百萬噸穀物才行,這個數量的穀物剛好是加拿大一年中穀物出口量。 很明顯的,中國人民對動物性蛋白質需求與日俱增情況下,很可能超出全球穀物生產量,除非他們能找到代替畜產品的食物。 這方面日本的例子可為借鏡,日本人在很早以前就因本國土地面積有限,改以海產作為動物性蛋白質的來源,養成如今日本人民普遍以米飯及魚為主食的膳食習慣。

事實上,中國人民對海產的需求同樣日益增加,只不過他們的情況與日本大不相同。 近年來,由於其他渴求海產的國家紛紛出動漁船,加入日本積極捕魚行列,因此各海洋漁場漁獲量已達極限。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簡稱FAO)的資料,全球17個主要漁場如今捕魚量皆已達成或超出極限。有九個已呈現衰退現象。如今,新來一個大國要想和日本一樣發展海洋漁業勢必不可能。這意味著中國若想獲得更多的魚,必須發展養殖漁業不可。事實上,他們已開始如此做了,目前每年產量有6,000,000噸,以鯉魚為主。不過,如此一來他們對穀物的需求愈發的增加。1993年光是這些魚塭用掉的穀物就將近一千二百萬噸。除了魚及肉類之外,中國人民在乍嘗富裕之後,對啤酒也突然熱衷起來,每位成人只要多喝一瓶啤酒,便多消耗370,000噸穀物。 農地日減或許有人會認為,中國人民對穀物需求既然日益增加,以及面積之廣大,他們也許可試圖種植更多作物滿足此一需求。

但事實上,大陸許多地方多數洪荒蕪不毛之地,可耕地區都集中東南沿海面積占全國3分之一的一連串河谷。此區也是全國大部分人口集中之地,由於人口與工業同時成長,對於土地的需求也就日益增加,除糧作外,舉凡興建工廠、住宅、道路、公路等在在都需要用到土地,因此在中國最需要擴增耕地面積之時,他們的耕地卻相反的日益縮減。 在中國這場土地爭奪戰方興未艾之際,日本、南韓、與台灣的經驗或許就是將來他們的寫照,這三個國家都是在大幅工業化之前既已是人口密集的地方,過去數十年來,他們的穀地紛紛轉移做其他非農業的用途(集中有一小部分用來種植蔬菜與水果,以滿足人們在逐漸富裕之後的需求),致使日本喪失了52%的榖地、南韓與台灣也個喪失了42%及35%的穀地。 這三個由於耕地面積縮減速度超過土地生產力提高幅度,,因此穀物產量開始逐漸下跌。日本如今穀物產量較巔峰時期下跌33%,南韓與台灣各為30% 與19%。由於人口成長,經濟繁榮,人民對穀物總需求量隨之增加,導致這三個國家如今必須依賴進口榖物。到1933年,日本進口穀物數量已佔國內消費量77%,南韓佔64%,台灣也佔67%。 同樣的改變開始在中國大陸出現,理由亦復相同。中國以驚人的速度自農業社會轉型工業社會。假定有一億勞動人口自農村流向產業(此處乃指廣義的產業)界,而每家企業平均雇用100名員工(約相當於民間企業的平均員工人數)的話,則表示他們興建的工廠達一百萬家之多,此外上加上倉儲及連外道路的設施。如此這般,中國目前經濟現代化的過程正如過去的日本、南韓、與台灣一般,乃以犧牲耕地為代價。 

 此外,隨著高速公路與一般道路相繼取代原有土石路及鄉村小徑,交通設施的興建也佔據許多耕地。如今中國人民對汽車與貨車依賴日深,到1992年這兩種車輛銷售量達一百二十萬輛,預計90年代末期將達每年3,000,000輛水準。在此種情況下,可以想見將有廣大耕地被用來興建道路與停車場。而沿著這些道路將會出現許多規模較過去更大的房舍。這些房舍又會佔去更多土地。在過去三年間,中國每年喪失耕地面積達1,000,000公頃左右,占全國耕地面積的1%。 除了農地不斷消失無形之外,中國還面臨灌溉用水大量挪作他用的問題。由於當地有一半的農地必須仰賴灌溉,因此這個問題可說相當嚴重,在1950到1978年間,當地的灌溉面積從一千二百萬公頃增加到四千五百萬公頃,每年增加將近一百二十萬公頃。然而自此以後,由於灌溉用水日益稀少,l灌溉面積增加的速度僅及每年十九萬公頃,遠不足應付全國日增灌溉需求。 早年灌溉用水的增加大多來自新進的水壩(其中有些規模很大,但多半屬小型水壩),但隨可能興建水壩的地點愈來愈少,水井的開鑿便成增加灌溉用水主要方式。時至今日,中國農田約一半仰賴水壩灌溉,另一半則仰賴水井灌溉。正由於這數百萬座灌溉用水井相聚開鑿的結果,導致今日中國許多地區地下水位降低的現象。 在中國北部,由於水源不足,有些人只好抽取地下水作為灌溉之用。此一日益嚴重水荒使得糧食生產成長的速度日益減緩。1993年底中共水資源部長牛茂森公開表示:「在鄉村地區,有8千二百萬以上民眾很難取得用水。都市地區缺水的現象更加嚴重,有300多個城市水源不足。其中100個水荒極為嚴重。」如今連首府北京也受影響。北京的地下水位在1950年時約在地表以下五公尺之處,到1993時已降至地表以下50公尺。就這方面而言,中國邁向工業化道路將遠比日本、南韓、與台灣風險更大,因為後三者水資源多相對比中國豐足。而隨著水源日稀,政府不得不將一部分原灌溉用水源挪與工廠與一般家庭使用。 

 生產力日降隨著耕地面積日益縮減無法阻擋,中國在糧食方面是否能夠自給自足完全看它能否提高耕地生產力而定。在評估它這方面潛能時,我們不妨再看看日本的例子。這一百多年來,日本在提高稻米產能方面一直領先全球。他們的稻米產量不斷增加,但到1084年達每公頃略低於五公噸的髙峰期時,不再有所成長。事實上,自此之後,他們的產量略微下跌而這還不包括1993年那次由於天氣導致的嚴重歉收。 中國稻作產量一直向日本看齊,但是到了每公頃四公噸的產量後,成長的速度也逐漸停滞。這顕示稻作量進一步增加的空間實在有限。包括日本在內,沒有一個國家能將稻作產量推進至每公頃五公噸以上。南韓與台灣亦然,同樣都到了每公頃五公噸之後就難有進展。22:33 22:35 這表示除非技術上重大突破,否則中國大陸很難指望這方面有大幅提昇。然而,要尋求重大技術性突破談何容易,據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家查普曼Duane Chapman與巴克Randy Barker指出:「自1966年高產量稻種培育成功後,提高稻米產能的工作即未再有長足的進展。」 過去農民與政府決策官員們一直不斷尋求科技上新突破,尤其是可以提高世界糧食產量的生物科技,但卻徒勞無功。生活物科技並未發明出任何可以大幅提高糧食產量的科技,許多研究人員對此也不看好。曾經經多年擔任愛荷華「先鋒高科技培育種子公司Pioneer Hi-bred Seed Company」,全球最大種子供應公司之一,研究部主任杜維克Donald Duvick對前景並不樂觀。他説:「在可預見未來,這方面將不會有任何突破。生活物科技雖說對農業進步有極大貢獻,但除特定情況下的若干作物外,它仍無法大幅提高糧食生產量。」 小麥是中國另一主要糧食作物,增產趨勢也有逐漸緩慢現象。

1978年經濟改革之後,大陸小麥產量立即出現大幅度的增加,到80年代初共用其每公頃小麥產量甚至超越美國,迄今仍以每公頃約三公噸的產量傲視美國。它在1984年的產量已較1975-77年間提高83%,不過此後的九年間,卻只有16%的成長。 農業改革後,肥料使用便成中國提高作物產量主要方法之一。然而,未來若要以加強施肥大幅提高糧食產量似乎也不太可能。中國的肥料使用量1977年僅七百萬噸,到1993年已增加為近二千九百萬噸,但此後似有成長停滯現象,一如十年前的美國。停滯原因並非肥料短缺,而是農民們發現即使施用更多肥料,投資報酬率已有逐漸遞減現象。未來如不能陪育出對增加肥料量有所反映的新品種。則我們可以預期糧食產量增加速度將大幅減緩,甚至可能如日本一般不再有所成長。 環境因素的影響 影響中國未來糧食生產趨勢的因素,除農地與用水取得之外,還包括若干環境因素如,土壤流失、土地泡水、與土壤鹽化現象、及空氣污染、與全球氣溫升高等。中國的農地中有一半沒有引水灌溉,這些看天田普遍有土壤侵蝕現象。事實上,流過大陸北方許多省份的黃河之所以名之為「黃」河乃是因為它每年挾帶1,600,000,000噸褐色表土流向海洋的緣故。中國表土侵蝕現象已嚴重到每年北方春耕開始時,不出幾天,夏威夷Mauna Loa天文台(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署收集空氣樣本以測試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改變的官方機構所在地)的科學家們便可偵測到當地空氣中揚起的的塵沙。 由於地層下陷、土地泡水、水土鹽化的影響,中國依賴灌溉的農地已經大約15%因此降低生產力,當河水被引到陸地,有一部分滲進土壤,有時會造成地下水位升高的現象,當 地下水位升高地表面只有數吋之處時,一些札根較深的作物便會受害。當他升到不及數吋之處時,地下水便透過土壤,蒸發進入大氣層中,在地表留下一層鹽分。除非興建地下水排水系統降低地下水位,否則持續累積的鹽分最終將此良田變為荒地,此一現象早見於中東若干古文明社會中。

 此外,中國空氣污染與酸雨也有日益加劇之勢。這大部分由於燃燒煤炭日益普遍的緣故。其結果不僅將使中國的作物產量與森林生產力衰退,影響也將遠及於日本與南韓。至於影響幅度如何迄今尚未有直接的數據,但可以美國的情況作為參考。美國農業部的數字顯示,空氣污染已使國穀物收成量減少至少5%。美國的情況已然如此,所以我們不禁要懷疑以中國更為嚴重的污染情況來看,其收成量將會受到何種影響了。 

 最後一項影響糧食生產的因素是地球氣溫逐漸升高的現象。它所造成的損害如何迄今上無法估算,但可能極為嚴重。以中國農業之精細,即使雨量稍為減少、或蒸發的情況稍有增加,也會對其原有的高生產量造成影響。舉例來說,一項研究顯示以稻米為主要農作的南方,夏季平均氣溫若升高華氏三度以上,便會使收成量明顯減少。 然而,就短期而言,在以上各種因素中影響最為重大的卻是農地的日益縮減。未來情況如何要看縮減的面積與速度而定。近年來中國迅速工業化結果這方面已造成很大影響,榖地面積由1990年九千零八十萬公頃縮減到1994年的八千七百四十萬公頃,平均每年減少850,000公頃相當於現有面積的1%,與日本、南韓、台灣在工業化高峰時期縮減速度極為相近。如果中國仍繼續快速工業化腳步,則在可預見的未來,此一縮減速度很可能仍將維持不變。 在未來40年內,隨著工廠、倉庫、與房屋(以解決新增四億九千萬人民居住的的問題)相繼興建,此一工業化過程將用掉數百萬塊土地。據估計,中國光是1994年就修築了一萬哩長的公路。柏油路穿越麥田、稻田而過。正如美國環保人士柯特樂Rupert Cutler所言:「瀝青是田地上最後的作物。」 即使中國有意展開保存全國農地工作,它是否能比日本成功令人懷疑。比起其他任何國家,日本早已訂定極其嚴格的農業用地保護法。即使在寸土寸金的東京近郊,每一小塊稻田都受嚴格保護,不准開發。在東京市區內從事耕做的農戶共有約13,000家。 

 有鑒於此,中國農業生產力提高的速度將很難有希望趕得上農田消失速度。因為,在它之前,日本、南韓、台灣這三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都未能做到這一點,即使是稻米津貼價格較世界市場高出五倍的日本也沒有辦法。在日本已傾全力保護穀地,但在過去40年間卻仍喪失一半轂地情況下,我們很難想像中共如何能避免類似嚴重損失。更何況,中國糧食生產量前些年達到高峰後突於1994年降低1%點多,因此它可能開始出現長期性衰退了。

即將來臨的衰退期 如果將以上所有因素都列入考量,並假設工 業迅速成長趨勢仍將持續下去,中國穀物生產量 如今看來似乎很可能在1990年到2030年之間減少 至少五分之一(每年減少百分之零點五)。然而我 們試看其他國家的情形:日本自1960年盛產期起 迄今下跌幅度已達百分之三十三(每年減產將近 百分之一),南韓自1977年盛產期下跌的幅度亦 達百分之三十一(每年減產百分之一點九),台灣 自1977年高峰亦減產百分之十九(每年百分之一 點二)。相形之下,中國生產量將減少五分之一 的估計可能還過於保守。 中國的糧食減產後,穀物不足的情況將會非 常嚴重,甚至較日本高出數倍之多(日本目前已 是全球最大穀物進口國)。

1990年,中國生產了 三億兩千九百萬噸穀物,消耗三億三千五百萬噸 不足之數僅有六百萬噸,由進口補充。然而其 人口若以預期中速度繼續成長,則即使每人穀物消費量並未增加,穀物需求量到西元2030年仍將 增加到四億七千九百萬噸。換句話說,即使中國 在經濟繁榮之後,肉、蛋與啤酒消費量並未增加 由於穀物生產量減少百分之二十的結果,到西 元2030年其穀物生產量將降至兩億六千三百萬噸 如此一來,則不足量將高達兩億一千六百萬噸 甚至超出1993年全球穀物總出口量(兩億噸)。 即便如此,中國嘗富裕滋味的數百萬人民,當然不會願意放棄享用更多畜產品機會。即使 國民每人平均穀物消費量只有微幅成長,從目前 不到三百公斤增加到2030年的三百五十公斤,屆 時穀物總需求量也會高達五億六千八百萬噸。如 此,則到2030年時,需要靠進口補足的糧食赤字 將會增加到三億零五百萬噸的驚人數字。屆時進 口穀物量將會佔總消費量的百分之56(日本、南 韓與台灣在1993年這項比例為百分之76,見第18 頁圖表)。不管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中國的進口 都很快會超過日本1993年的糧食進口數量(兩千 八百萬噸)。假使每人平均穀物消費量增加到四 百公斤(等於目前台灣的水準,或美國的一半), 則總消費量將達六億四千一百萬噸的驚人數字, 使得中國的進口高達三億七千八百萬噸。 中國政府本身顯然也曾在這方面做過估算。 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教授表示,如果中國在它 不顧一切追求工業化過程中繼續輕易浪擲農田與 水資源,則「中國將必須自世界市場進口四億噸 穀物。果真如此,恐怕即使美國生產的穀物全部 加起來也無法滿足中國的需求。」 中國骨子裏對糧食是否足夠問題深為憂心。 

大躍進後,1956到61年發生的飢荒曾造成三千萬 中國人餓斃,而在死亡邊緣掙扎者更是數倍於此 今天這一代中國領導階層的腦海中,大飢荒的情景歷歷如昨,他們在維持糧食自給自足及迅速 工業化兩目標間甚感為難。如果他們繼續狂熱朝 現代化目標邁進,則穀物進口勢必增到空前的程度。 一旦中國面臨如此規模糧食赤字,勢將產生 兩個問題:中國是否有足夠外匯進口它所需的穀 物?這些穀物是否有地方可以買到? 就第一點而 言,如果造成糧食需求增加原因是經濟持續繁榮 則中國很可能得以靠工業產品的出口賺取足夠 外匯購買所需穀物。以1994年價格(每噸平均150 美元)來看,進口一億噸小麥或玉米需一百五十億美元。而中國的出口總值不斷三級跳,至1993年已接近九百億美元,同一年對美國貿易順差更高達两百三十億美元,足以購買美國所有外銷穀物綽綽有餘。這點與那些買不起太多穀物的非洲國家大相逕庭。 

 由於未來中國非農業產品出口很可能繼續成長,因此,只要中國領導人願將一小部份出口所得用來購買糧食,中國就有足夠經濟能力以現行價格進口兩億噸、甚至三億噸穀物。不過如此勢必迫使中國減少資本財進口,從而導致重要科技流人愈來愈少,減緩經濟成長步調。 第二個問題,也是較困難的一個問題是:誰能供應如此大量的穀物?答案是:没有人能。自1980年起,全球每年外銷穀物數量平均約為两億噸。其中將近一半產於美國。不過美國本身同樣面臨農地及灌溉用水挪做他用的問題。再加上未來四十年内美國人口預計將增加九千五百萬(包括自然增加及移民在内)。因此未來美國能供外銷的剩餘穀物可能不會增加太多。何況目前美國進口穀物的國家已有一百多個,同時這些國家的進口需求預料也會有所增加(舉例來說,預料1990到2030年間,埃及穀物進口量將自八百萬噸增加到两千一百萬噸,墨西哥將自六百萬噸增加到一千九百萬噸),因此美國所盈餘穀物正好足夠供應這些國家。 現有少數穀物出口國中,具有阿根延可能大幅提高其座量,甚至將其每年穀物出口量(現為-千一百萬噸)增加一倍,只要它採行適當的農產品價格調整政策。問題是這對中國不會有太大的幫助。至於歐洲,由於穀物供需情況相當穩定,因此未來即使應GATT要求削滅農產品補貼,他們很可能仍將出口量維持在接近目前水準。事實上,没有任何一個或數個國家有能力增加其穀物出口量以解決未來中國可能面臨的糧食赤字於千分之一。 除中國之外,世界若千其他地區預料也將發生巨額糧食赤字。其中尤以非洲為然。預料西元2030年,非洲地區需要两億五于萬噸糧食,為目前需求量的十倍。

屆時印度次大陸的糧食赤字可能會較目前增長數倍之多。另外許多人口成長快 速的國家,如伊朗、衣索比亞和奈及利亞等,未來也將面臨巨額糧食赤字。這些情況之下,中國末來果真發生糧食殿重不足現象時,勢必和其他國家競奪全球有限出口穀物,從而使世界糧價飆漲到前所未見程度。 末來中國可能得以進口更多穀物,但此舉或多或少不利其他缺乏外匯以至無法在世界市場競争的較貧剪國家。同時,一旦美國消費者,發現他們必須與中國人民争奪美國生產的穀物時,他們可能向政府施壓,要求限制糧食出口,甚至乾 脆實施禁運。 這種糧食進口國相互競年的情況,究竞將於何時發生,没有人知道。但假使目前趨勢持續下去,則過去数十年來買方市場可能在一夕之閒變成賣方市場。一旦再發生中國類似今年稍早糧價飆漲情况,民衆勢必群起抗議,使得政府難以承 受。 眼前問題是我們應如何解決中國進口需求可能倍增,而其他國家卻無法滿足此一需求的悶題。假使此現象果真發生,糧價勢必高漲,迫使全球各地人民,無論貧富,皆削減糧食消耗量。對 有錢人來說,這只不過表示他們必須少吃一些高 脂肪畜產品、少得一些心血管方面疾病罷了,正 如一九四○年代初期德國潛水艇封鎖,對英國實 施糧食禁運時英國民眾所作的一般。但對各鄉村 ·城市地區數以億計生活水準已然偏低的窮人而 言,進一步降低糧食消費量很可能就使他們難以 維生了。 面臨此種空前壓力時,有些國家的政府可能 試圖採糧食配給制度,就像第二次大戰期間某些 工業國家所做一般。我們不確定北京政府是否有 足夠威權再度實施全國糧食配給計劃。不過面臨 此種問題的國家,不妨要求那些生活在食物鏈上 層人士自動降低飲食品質,以減少製造畜產品的 穀物數量。

目前北京政府中至少已有一位高級官 員建議大陸人民,應該重新回到過去那種吃的較 「素」的飲食習慣。 此外,未來全球的經濟成長可能減緩甚至停 滯,使得各國國民所得與食物購買力降低。紐約 時報記者泰勒(Patrick Tyler)曾撰文討論中國經 濟環境基礎的脆弱性。他在文中問到:「中國的 經濟火車頭還能風馳電掣多久?」一旦發生嚴重 糧荒,中國的經濟奇蹟可能就此宣告夭折。 糧食供應方面,較高價無疑可刺激產業界 在生產面做更多投資,但不幸的是某些一度看來 很有潛力的管道,已經證實行不通了。一九七○ 年代初期全球糧價漲高一倍時,農民們紛紛拓寬 耕作面積(以貧瘠的荒地為主),結果卻因新增耕 地土壤受侵蝕、利潤下跌等因素而相繼收手。在 許多現有耕地地下水位已經下降情況下,開鑿更 多灌溉用井只會加快地下水枯竭速度。

另一方面 除非科學家們能研究出對肥料更有反應的穀物 新品種,否則農民們施用再多肥料效果也是有限 如果能在農業研究方面做更多投資應當有所幫 助,但目前尚未發現什麼新科技可以大幅提高產量。 歸根究底,當中國不時向世界市場求取糧食 補其不足時,它的糧荒就成全世界共同的糧荒。 它的農地與地下水不足也會成為全球共同問題。 它未能更積極抑制人口成長之舉將對全世界造成影響。 無論我們是否已準備接受這事實,未來全球 經濟榮枯確實是與中國十二億人口命運緊密相連 中國發生糧荒的可能性將迫使其他國家政府, 即使心不甘情不願,都得努力重估他們本身哺養 人口的能力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人口與消費政 策」的問題。 人類對糧食需求日增,而地球某些基本自然 資源(包括海洋漁業生產魚蝦貝蟹能力、河川湖 泊供應淡水能力與農作物有效利用更多肥料能力 )有限,兩者勢必相互抵觸。但此現象不會發生 在窮困至極的索馬利亞或海地,而將發生在經濟 日益繁榮的中國。此一衝突帶來震撼將會及於全 球經濟,其結果現在只不過開始慢慢顯現罷了。 

 Lester R. Brown現任「看守世界研究中心」總裁,也是該中心資深研究員。有關人口與糧食平 衡情況之改變以及其對中國大陸與全世界的影響 Brown在他的新書《人滿為患:重估世界的 人口哺養能力》(Full House: Reassessing the Earth's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了更詳盡的分析。此書是由Brown與Hal Kane 合著,已於本月由「看守世界研究中心」與W.W. Norton出版社共同出版。 2021-11-29 Monday 21:50

星期日, 11月 28, 2021

都已成歷史

人生一輩子就是為了不後悔 2021-11-24 Wednesday 22:38 於取得在台灣出刊中文版”看守世界World·Watch”環保雜誌授權後,成立綠世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於1992年十月初發行11.12月雙月刊,隨即於11月16日同"World.Watch”創辦人美國全球環境分析家 Lester Brown、編審主委東海大學林俊義教授、樹欉生活共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張登旺謁見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 當時吳院長年已85歲,於2000年逝世享壽93歲,而Lester Brown時年58歲,於今年2021年3月逝世享年87歲,我則當年53歲,現在也82歲了。 時間過得真快,前事就如昨日發生而今一眨眼已過了29年(10,585天),想想人生一輩子背負的工作不就是在持續著為創造美好的回憶嗎?

星期六, 11月 27, 2021

雷峰塔下的原罪

雷峰塔下的原罪 
2013/03/04 07:08:17
   
Brown註:2021-11-25 Friday 15:57 今天八點起床,因下雨天冷沒有去IKEA ,午餐後,閒來翻翻Evernote,不意為這個標題"雷峰塔下的原罪"所吸引,該文是我於2013年3月4日自網路上收錄在我的Evernote下。再讀後很有感,茲再將所思寫錄於下:『如文內所云「⋯在真實的世界中,被公認“高尚”的人很少,完美的人根本不存在,很多高尚的事都是由不那麼高尚的人在“動機不純”的前提下完成的。⋯」,例如美國的卡內基、史坦福、梅隆、或是洛克菲勒均是很好的例證,今天史坦福大學何其光榮地為世人所恭維,但誰會去記取史坦福夫婦生前之所為的不恥種種。再者,白蛇傳小說對人生寓意很深,非我能釋,引人深思-food for thought。』
2013/03/04 07:08:17 

 雷峰塔下的原罪 
 董潔林  

微博就像金庸的江湖,無論相隔多遠,都可以一呼百應。時而高手過招,點到為止;時而各門派大戰,高潮迭起 。

 江湖上最近一件吊詭的事是對潘石屹和任志強“原罪”的清算。這兩位都是中國地產界叱口風雲的企業家,最近因為高調在微博上就公共事務發言而聲名更盛。小潘熱衷環保議題,而老任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更為關心。兩位都是朝野關注的明星,正面和負面新聞一直此起彼伏。最近的風波始於有人發現一位有四個身份証的神秘人物龔愛愛買了SOHO中國的房子,這是小潘和太太張欣的公司。後來發現張欣是香港身份,而SOHO中國股份都在張欣的名下,而“中國人”小潘沒有股份,盡管這些都是公開披露的信息,還是引發了一陣愛國、賣國的大辯論。 

 江湖上有“大炮”之稱的任志強為朋友挺身而出,高調支持小潘,認為夫妻兩人財產如何分配是私事。於是一些網民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任、潘的關系上,抖落出一串他們早期交易的“利益輸送”疑點,對他們“原罪”的揭露和批判就開始了。然後,再由對他們個人操守的否定,延伸到質疑他們推動公共議題的動機和資格,甚至到對他們所推動的議題的否定。 

 讀著微博上最近兩大門派一條條唇槍齒劍的你來我往,我不能判斷潘石屹和任志強是否有“原罪”,法庭應該是一個更好的確定“罪”與“罰”的地方。但這一波揭露和批判的背後,貫穿著一個似曾相識的邏輯:高尚的事必須由高尚的人來做;如果有瑕疵的人推動一些貌似高尚的公共事務,那一定別有用心;有瑕疵、動機不純的人要麼沒資格推動高尚的事,要麼這事不值得支持。

 看著這場網絡江湖狂歡,我老是想起一個不相幹的故事。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1824 口 1893)是美國19世紀成功的企業家和政治家,一位有錢有勢在美國西部呼風喚雨的人物。他穿梭於政商兩界長袖善舞,被史學家戲稱為“強盜貴族”(Robber baron)。他於1861年創立了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該公司是兩家修築第一條橫跨美國鐵路的公司之一,完成了從加州到猶他州路段。這家公司雇傭了12000名華工,佔公司員工的90%。作為一個企業家,斯坦福名聲不佳,對華裔勞工的無情剝削載入史冊。斯坦福也於1861年當選加州州長,後來又於1885年當選了聯邦參議員。作為政治家,斯坦福具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他不僅不為那些在修鐵路中功勛卓著的華工爭取權益,反而成為迫害、排擠華人的推動者。 

 就在斯坦福如日中天之際,一場災難降臨了。1884年斯坦福帶著全家去意大利旅行,他年僅16歲的兒子小斯坦福在途中染上了傷寒病,不治而亡。這對老來得子的斯坦福是致命打擊。回到美國後,悲痛的斯坦福告訴太太,別悲傷,加州所有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然後他們把自家資產的80%捐獻出來,在1885年底創立了斯坦福大學,於1891年10月開始招生,據說第一位注冊的學生叫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他於1928年被選為美國總統。

 如果說斯坦福有“原罪”,那麼斯坦福大學就是他自己建造的“雷峰塔”,把“原罪”永遠壓在下面。一百多年過去了,斯坦福大學已經成為世界著名大學,為人類的信息革命做出了卓越貢獻,也培養了很多華裔人才,例如雅虎的創始人楊致遠曾經是斯坦福的學生,功成名就之後大手筆捐助母校。如今,這座“雷峰塔”歷經幾代學子添磚加瓦癒發流光溢彩,而塔下埋葬的“原罪”也讓斯坦福的故事真切生動並發人深省。 

 事實上,19世紀的美國是一個“強盜貴族”盛行的時代,其中有兩位與我有些許淵源,一位是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另一位是銀行家安德魯•梅隆,都是19世紀美國中部城市匹茲堡的大亨。早期的卡內基是一位貪婪、對工人刻薄的老板,用不光彩的手段垂直壟斷了與鋼鐵有關行業,一度被人們稱為“卑鄙的卡內基”。銀行家梅隆雙棲於政界和商界,利用權力獲取利益,商業王國橫跨金融、鋼鐵、建築和石油等行業。梅隆曾做過美國財政部長,差點讓美國國會彈劾。 

 這兩位“強盜”在晚年華麗轉身,把精力和金錢投入慈善事業。卡內基在全世界捐建了3000多座免費圖書館,並在匹茲堡建造了卡內基技術學院。他僅為自己的女兒留了些能過日子的錢,其余全部捐獻給各種慈善項目。梅隆捐建了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著名國家藝術館,同時也在匹茲堡創建了梅隆工業研究院。據說這兩位大亨生前爭鬥不斷,然而他們在匹茲堡創立的兩家高等學府最後合並為“卡內基-梅隆大學”- 一座他們共同的“雷峰塔”,我的母校。 

 這種有缺陷的梟雄在美國短暫的歷史上比比皆是,人們很少會因為他們的貢獻而故意修改他們不光彩的過去,也很少會因為他們的原罪而否定其貢獻,更不會剝奪他們為自己建造“雷峰塔”的權利。正是認識到人性的不完美,因此那裡的人們在不斷地完善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系統,期望這個系統能成為保護神去限制人類過分的貪欲和危害社會的能量。 

 然而中國這個東方古老大國有很不一樣的傳統,我們數千年尋求完美的人,一個道德高尚、脫離了低級趣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能戰勝自然創造財富、能給我們帶來公平正義、幸福安康的人。有道德潔癖的人們不容許有人“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快樂地互相揭露著彼此的傷疤。然而無數次我們以為找到了真偉人,轉眼卻發現只是一個偽君子。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讓我們意識到這個遊戲叫“水中撈月”,一代又一代卻沉迷其中樂此不疲。 

 在真實的世界中,被公認“高尚”的人很少,完美的人根本不存在,很多高尚的事都是由不那麼高尚的人在“動機不純”的前提下完成的。有利於大家的公共事務必須由所有與此利益相關的人一起來推動。“利己主義”是推動公共事務的正當理由,正是由於每個公民“自私地”捍衛自己的權利,社會才得以平衡,這就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我們決定支持一個議題時,只需理性分析該議題對自己和公眾是否有利,如何推動、和誰一起推動成功的可能性更高。至於誰在倡導和參與這件事,他們的動機是什麼,遠遠沒有這件事本身的價值那麼重要。因此,我們能不能換一個思路,不要再尋求完人,讓我們這樣一群平庸、有瑕疵甚至有原罪的人一起,一點一滴地完善一座制度的大廈? 

 卡內基曾說,人一生前三分之一需要努力學習,接下來的三分之一得玩命賺錢,最後的三分之一生命再把所賺的錢花在值得的使命上。很多像比爾•蓋茨一樣的美國富人在實踐著這種三段式人生。中國過去幾十年快速的政治和經濟變革中,也有大批的企業家現在已經功成名就,無論是否有“原罪”,一些人的心境已經從賺錢轉向了“花錢”,在環保、慈善、社會的公平正義等多方面發力。我很好奇他們會建造什麼樣的“雷峰塔”?這些“雷峰塔”是會在中國大地上屹立不倒,還是被當成“婊子的牌坊”被人們的口水摧毀? 

 (本文作者董潔林博士—華裔美籍人,是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蘇州大學企業創新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她於1988年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文中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 (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